受访者 | 邓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0年4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邓丽接受法治周末报记者的采访，就近日曝出的鲍某明被指“养父”涉嫌性侵案，阐明私自收养的现实危害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完善和实务创新予以疏导。

邓丽在采访中指出，在概念上，用“私自收养”会更加有助于将个案与制度关联起来。私自收养是指未办理收养登记、自行建立亲子关系/类亲子关系（祖孙关系）的收养。

邓丽认为，私自收养脱离国家视野，缺乏规范监管和充分支持，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均不明晰，往往会导致所涉儿童权益不保。近年曝出的一些集聚性的、极端的私自收养案例就很说明问题。比如据报道2013年，河南省兰考县“爱心妈妈”袁厉害收留无家可归儿童的处所发生火灾，7名孩子死亡；2018年，河北武安市“大爱妈妈”李利娟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其照看的69名儿童全部转到当地福利院。

“被私自收养的儿童身处原生家庭、国家监护与收养机制的罅隙之间，面临极大的风险和危险”，邓丽说。她呼吁，一方面要在个案中及时充分地去救助受害人、惩治侵害人，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深刻省思，更加有效率地疏导私自收养，增进国家和社会对收养事件的监督、干预和对收养家庭的支持、服务。    

邓丽介绍，当前民法典（草案）中规定的收养制度明显要比现行的收养法更科学一些，某些形式要件更加宽松一些，促进和鼓励收养的立场更加鲜明一些，“肯定会有助于将一部分私自收养‘引流’到依法收养的轨道上来 。”

尽管法律在进步，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邓丽觉得一些问题尚未得到系统的解决。

“比如，生父母未婚先育却没有能力继续抚育的婴童，这个群体历来就在被收养人中占到一定比重。” 邓丽说，这种情形下，依照法律规定需要生父母协商一致才能送养，但现实生活中，有些男方早早地远远地就躲开了，女方要证明男方下落不明或者查找不到才能实施单方送养，会产生各种成本，很可能女方就会放弃法律送养的通道。甚至，在保守文化的抑制下，女方本身也不愿走法律通道，而是倾向于私下把孩子送出去。但是这样，孩子的利益就无法获得切实的保障。

在邓丽看来，解决私自收养的问题不仅仅需要制度层面的完善，还需要实务层面的创新。

“未来，有没有可能把收养信息的匹配规范起来？”她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在邓丽的设想中，可以建立起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平台，由机构负责汇总、匹配需求与资源，通过专业而系统的收养评估、收养回访确保被收养人的利益。同时，通过这个平台，还可以在监督与互动中通过反馈需求、协调资源，进一步加强对收养家庭的支持与服务。

“现在这种机构收养模式已经在很多国家普及”，邓丽说，目前，中国的收养中心主要负责涉外收养事务，在国内收养事务方面主要从事调查研究工作。未来，还需整合相关资源和经验，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