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务速”的执法原则。柳宗元在《断刑论》中说：“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使秋冬为善者，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之怠，为不善者懈，是驱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他认为，赏罚的目的在于劝善惩恶，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赏罚必须及时得当，如果处理不及时，该赏的不及时赏，该罚的不及时罚，善者就怠，不善者就懈，就等于驱使人犯罪；如果对善恶的行为能够做出积极的反应，就会鼓励为善者积极地从事善行，阻止作恶者继续做坏事，从而减少犯罪。这样做也有利于发挥刑赏的教化作用，进而达到“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有成”的目的。那种根据四时、阴阳、五行等宗教迷信观念而宣扬“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司法时令说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要使为善和作恶的人能够及时得到赏罚，那就会使为善的人受到鼓励，更乐于为善；作恶的人受到警戒，不敢再去作恶。

礼与刑，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武则天当政年间，同州下邽县“徐元庆为父报仇”一案，在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陈子昂《复仇议状》记载：“徐元庆之父徐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家保，伺机杀掉师韫，自囚诣官。”关于此案的审理，朝野上下意见不一，或曰诛之，或曰赦之，最后采纳了陈子昂的意见。为了两全其美，既依法判以死刑，又可由朝廷出面立碑设匾予以表彰。事隔百年之后，柳宗元对陈子昂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礼与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具体运用的对象和方法却是不一样的，表彰与惩处是不能同时运用到一件事情上的。惩办应当表彰的，这就叫滥杀，是严重亵渎刑罚的尊严的；表彰应该惩处的这就叫错赏，是严重破坏礼仪规范的。柳宗元在《驳复仇记》文中，提出“刺谳其城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的司法主张。认为议罪要搞清事实的来龙去脉，分清是非曲直，准确地认定犯罪的事实是科罪量刑的前提和基础，不搞清事实，分不清是非，就很难正确断刑。假如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下违背国法的罪行，赵师韫对他的诛戮，只是因为个人之间的怨恨，对无辜的人加以迫害，而州里的长官不去追究他的罪行，刑部的官员也不去加以责问，上下都蒙骗包庇，在这种情况下，徐元庆能以不共戴天为大耻，杀了仇人，这是守礼而行义的行为，对此法不该诛。假如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赵师韫对他的诛戮，就不违背国法。这就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而是死于国法。仇视国法而杀害奉行法令的官吏是犯上作乱。处徐元庆以死刑，正是用以明正国法，又怎么能表彰他呢？柳宗元还强调“校其供人之实，原本定罪，穷理辩刑”，就是说，定罪量刑要以事实为根据，既要合法，又要合乎情理。对犯罪事实不可偏听偏信，要反复查对，不凭主观意愿行事。柳宗元的这一主张，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