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关于我国上古历史的古籍,其中《舜典》篇记载“帝曰皋陶，蛮夷滑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这段话的意思是，舜帝对皋陶言道：“蛮”的夷族人和“滑”的夏族人，都有一些为非作歹的“寇贼奸宄”分子，你作“士”采用五种刑罚，把他们治理好。“士”就是法官，后世称大理。舜帝时代，至今已四千多年，皋陶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法官。皋陶膺任法官，创制法律的事迹，多种史籍中有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皋陶作士以理民”“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这应该是信史。

又据古文献记载:“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古冀州，即山西晋南一带，尧、舜、禹的政治文化活动的核心地域。皋陶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臣，传说其故里为晋南洪洞士师村，历来的记载和古迹遗存，亦足以徵信。

山西在地理上统属古冀州之域，自周成王封叔虞为唐国，后改称晋国，至今保留了晋省之称谓。叔虞封唐之时，所确定的治国方略“唐诰”，主要内容是“启以夏政”和“疆以索戎”两条。第一条，要按照夏朝的制度开启治政；第二条，要尊重民族习俗治理戎方。这样一个英明的治国方略，非常有利于法治文化的发展，对于后来山西形成独具特色的法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周朝实行的是“周礼”为纲领的宗法制度，“别贵贱、序尊卑”“克己复礼”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唐诰”的精神，则是用“夏政”和“索戎”治理唐国，这就有别于“周礼”。因而，孔周宗法制文化影响在晋国相对薄弱，法律制度则受到晋人重视，致使晋国能够成为法家的摇篮。

所谓“夏政”，是指大禹奠定的夏朝政治法律制度。《尚书·皋陶谟》和《史记·夏本纪》，都曾记载了大禹和皋陶的对话。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禹曰：“汝言致可绩行。”这段对话中，皋陶表述了他的治国主张：“宽宏而又庄栗，柔和而能立事，谨慎而又恭逊，有治才而又敬事，和顺而刚毅，正直而温恤，简约而廉明，刚正而笃厚，强劲而合宜，明确有序，于是大吉。而有罪之人，受到天意惩罚，可对他们分别使用五种刑罚。”大禹听了说：“照你的话办必会取得治绩。”从这段对话中略可窥知夏政的内涵。

晋国的法律制度，由唐叔虞承启夏政而始，后来多次进行过法律的修订。晋文公时制定的法典，称为“被庐之法”；继由执政卿赵盾修改前法，制定“赵宣子之法”；赵盾死后，赵景公即位，废赵宣子法，修成“范武子之法”；至晋悼公，又命渥浊为太傅，修改武子之法；晋平公时，范宣子执掌国政，制定了一部刑法，称为“范宣子刑书”。范宣子死后，赵鞅将这部刑法铸在大铁鼎上，公布于世。

晋国铸刑鼎之前，虽有郑国子产刑鼎，但其影响有限。作为春秋霸主的晋国，一反传统而将法律公布于世，则成为震惊天下的大事。孔子听说此事，严厉批评道:“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以守业？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他认为公布法律是对礼治的破坏，晋国如此“乱制”，只恐怕难以为国。晋国果然不久就分割了，分化成韩、赵、魏三国。然而，铸刑鼎却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之举，法家文化从此勃兴。韩、赵、魏随后掀起了变法运动，著名的法家人物应运而在三晋问世。